读何兆武的《上学记》

前几天偶尔翻到了《上学记》这本小书,名字起的不那么显眼,作者(何兆武 口述)我之前也没听说过,随便翻了一点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三天的上下班地铁上就看完了。真的是很好的一本书,读起来不费劲又能有很多启发,我给五星推荐。

发现我对同类型的书很是感兴趣,先是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接下来就是这本《上学记》。回来搜了一下,何兆武也是民国时期求学,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思想史。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跟季羡林差不多属于同一个时期的学者。《上学记》说的是何兆武从1921年出生到1950年参加工作这一段自己读书的经历,期间写到了那个时期的学术、政治、经济、民生和战争的背景,回忆他在西南联大上学七年的生活和对当时一些知名教授和同学的回忆和评价(比如冯友兰、吴晗等)。还有时不时的穿插一些古今对比和一些自己的看法。看后很受启发,能知道不少趣闻又能对当时的社会有个更真实的认识。

何兆武出生在北京,当时叫北平,30年代虽然蒋介石北伐胜利了,但是因为日本人的关系实力范围还是退出了北方,北平由29军军阀统治。按照何兆武的说法,国民党有思想路线,有理论,要宣传三民主义,而军阀就没那么多说道了,所以那时候北平的思想控制很松,结果就是各种思潮都有,左派右派自由派,各种报刊书籍也都能看到。他在北平上中学也受了这种氛围的影响,结果就是他一生都喜欢自由的学术氛围,只有提出不同见解学术才能进步。他很提倡这种自由。相对解放后情况就有变化了。这里也要说一些,书中一旦涉及这种古今对比,尤其是今比如古的时候,何兆武就点到为止,不做过多评论,但具体是什么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后来抗战开始,日本人统治北平,北大清华和南开就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何兆武就在39年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当时从北平到昆明和不好走,日本人占了主要交通路线,只能到天津坐船到香港然后取道越南进入云南,要历时3个月。作者说虽然当时后方条件很艰苦,但很多人还是要逃到后方,就算一路艰辛也不当亡国奴。在西南联大条件也很不好,但学生们都没什么悲观的情绪,按照书中的说法,这是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抗战最终一定能够胜利的,然后一定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人们的生活有希望,个人发展有希望,所以也就没什么失败主义的情绪。

说到北平被日本占领的时候,还提到了高丽棒子,我这才知道高丽棒子的由来……高丽是朝鲜,这个是清楚的,但棒子就是流氓的意思,所以高丽棒子是朝鲜过来的流氓,他们在日本浪人(也就是日本的流氓)手下做流氓手下的流氓,横行霸道,瞧不起中国人。因为朝鲜早就被日本征服,早一步做了亡国奴,就瞧不起还不是亡国奴的中国人。原来高丽棒子是这么一层含义。

作者说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他人生最自由最惬意的一段时光,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可以随意转系,完全凭自己的兴趣。还回忆了对一些知名文人的印象,比如对冯友兰和吴晗就印象不佳,可能是跟他俩建国后紧跟党走有关吧,尤其冯友兰写了很多检讨,有失文人的身份。书中提到大陆四大无耻文人,就有冯友兰,吴晗,臧克家还一个我记不得了。

书中不断提到的一点是学术自由,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不能死板的看待事情,当事情或者问题用常规方法无法解决的时候,就需要换一套坐标系来看,换个角度。这让我想起对数的发明简化了乘除法,还有信号的傅里叶变换,把信号从时域转换到频域来处理,这样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看后很受启发。

另外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白俄”这个说法,书中说白是跟赤对应的,也就是不赞同俄国红色政权的俄罗斯人。就是我不清楚跟现在白俄罗斯这个国家是否有什么关系,是只是当时的一种叫法还是就是白俄罗斯的前身,不清楚了。看了白俄罗斯国家的简介之后觉得应该就是当时的一种叫法,跟白俄罗斯国家好像没什么关系。

下边节选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片段:

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跟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西方政党不是革命的党,没有说某个政党有自己军队的,只能通过和平手段,通过精选取得政权,西方的领袖更不可能要求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然而国民党自我认同是个“革命的”党,蒋介石讲话时张口闭口总是“我们革命军人”如何如何,党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要用物理对去政权,另行一套体制,所以它必然是个专政的党,必然有一套与之相配的意识形态统治,领袖尊严神圣不容冒犯。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师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地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

我们都恨日本人,再有就是“高丽棒子”。高丽就是朝鲜,棒子是流氓,在日本浪人的手下做事。日本浪人本来是日本流氓,那些高丽棒子就是流氓手下的流氓,他们是亡国奴,可又比你高一等,因为他们是老亡国奴,你还没亡国呢,所以在他们看来,你是更下一等的亡国奴。

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就在小商店的门前停下来歇脚。那些是真正的下层劳动人民,你从他们的装束就能看出来。一斤们掏出两个铜板,往柜台上一放,说“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并拿出一些花生放在他前面,客人就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喝酒,一边跟掌柜的聊天,一副很悠闲的样子。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东拉西扯地聊个十多二十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

文革的时候更是这样,每天从清晨到夜半就是学习、劳动,而且规定得非常死,学习的内容只能是捧着小红书,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记得有个工宣队的人管我们,发现有一个人看鲁迅的书,申斥了一顿,说:“有人竟然还看与运动无关的书?!”后来又发现另一个人看马克思,应该没问题了,可也遭到了申斥,说:“告诉你,不要好高鹜远!”

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位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的认识。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的,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有一次他(丰子恺)去上海,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上海小商人,商人问他贵姓,他说姓丰,商人问是哪个“丰”,丰子恺说:“五谷丰登的丰。”。“五谷丰登是什么?”商人不知道。丰子恺想了想,说:“咸丰皇帝的丰。”“咸丰皇帝?”商人还不知道,后来又说了好几个“丰”,他都不知道。丰子恺突然想起来了,说:“哦,是汇丰银行的丰。”于是那个小商人马上惊呼:“噢——,汇丰银行!汇丰银行!”

我当时想,诗人大概可分为四等,一般吟风弄月或别愁离恨,是低等的,即所谓rhyme(韵诗)。李白的诗天马行空、睥睨一世的气魄更高一等,而杜诗则历尽沧桑,感慨深沉,似乎又再高一等。至于那些说出了人生中不可说、不能说的恍惚迷离,乃至肠断魂销、心肝破碎的愁苦和哀怨,应该是诗中最高的境界。

人总得靠着希望活着,甚至于很小的希望,比如我想发点小财,想改善一下生活,如果没有任何一点希望可以寄托的话,人就活不下去了。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的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种信心对全世界的人民也是一种鼓舞。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太容易受骗了,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都让我们大失所望,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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